纳雍诗歌的“场效应”
——在“觉醒与回声·纳雍诗歌现象”研讨会暨
《纳雍诗人访谈录》发布式上的发言
张劲
年2月6日，“觉醒与回声·纳雍诗歌现象”研讨会暨《纳雍诗人访谈录》在贵阳举行，80多位诗歌理论家几十人参加了会议，此文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贵州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执笔撰稿人张劲先生的主题演讲文章，经张劲先生同意，现全文刊发。张劲先生演讲
我接触纳雍的诗人诗作或黔西北诗歌（当时还没有“纳雍诗歌现象”或“黔西北诗歌现象”等称呼），应该说还是比较早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编写《贵州新文学大系（—）》，我作为编委之一，具体负责和承担其中“诗歌卷”一书的编撰工作。在历时数载的劳作中，细读过从年至年全省数百位诗人40年来的大量诗歌文本，我和朱吉成先生（已故）共同筛选出其中的位诗人的首诗作编入“作品选”部分。我自己又单独撰写了4万字的长篇论文《重读来路——贵州新诗四十年论析》，载于“作品选”之前。
论文分为“诗路初登曲折多（—）”，“昨夜西风凋碧树”（—），“乱花渐欲迷人眼”（—）三大部分。结合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进程，从贵州新诗的内容和形式的演进以及审美走向的嬗变轨迹中，宏观和微观地分析了百余位诗人的代表性文本。纳雍籍诗人就在其中。
贵州新文学大系诗歌卷
比如陈绍陟，我是放在第三大部分中的第三节“新乡土诗、高原诗、历史文化诗”里来进行解读的。当时陈绍陟刚出版了诗集《生命的痛处》。我在文章中用了近千字篇幅来揭示陈绍陟的诗歌内涵，强调其“强烈的乡土意识”，“更加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更加自觉的关于文化生态和文化心态的描写”，“内含着厚重的寻根意识和生命意识”，“带着原始的古老而又奇特的梦幻的氛围，质朴而又苍劲的悲剧气氛，充满野性的灵魂的逼真袒露”。让我们“看到这位大山的儿子怎样运用现代审美意识冷峻而又热诚地去表现乡情父老的苦难、寂寞、哀伤、抗争、幻想、渴求。”“诗人多半是用如硬笔狂草，似乎是不事打磨地去挥写发生在这片高原上、凝结在自己心灵中的文明与落后的纠缠，进步与愚昧的冲突。但这一切，既不是理性的生硬填塞，也不是浅薄地感性堆积，而是一种‘深刻的感性’和‘真实的神秘’”，等等。末了时，我引用著名老诗人牛汉先生为诗集所作序言《耸立的山韵》中的两句话来作结：“陈绍陟与家乡的有血肉联系的那种心理气质浸透在他的每一首诗的意象甚至每个字句里。”“他追求的是那种艺术性格与历史、大自然达到深沉血肉契合的情境”。我认为“这评价，是很有道理的。”
张劲先生与陈绍陟
老实说，陈绍陟的诗当时确实震撼了我。所以我在夹叙夹议外，还特别地把他《走出山谷》中的几行诗句，单独用宋体字以醒目的排版形式标举了出来加以强调。别以为这才几行诗句，须知，能享受如此“高规格待遇”的，在全书35万余字所列举到的位诗人中，能得到千余字篇幅分析的只不过十来人而已;能在夹叙夹议之外，还单独用宋体字格外标举出来加以论析的，在全书中仅有6位。如今，近30年过去了，这6位诗人中，除陈绍陟还生气勃勃地生活着与工作着外，其他5位都已过世了。全书中被选入作品的其他诗人也都故去了不少。（而且还发生过令人愤慨的“抄袭门”事件）抚今追昔，不能不让人生出五味杂陈的感喟。
蒋能：《觉醒与回声：纳雍诗人访谈录》作者
我在评论中还评到了另一位纳雍籍诗人西篱。我是把她放在“女性诗歌的群体亮相”一节中加以论述的。当时，西篱出版了诗集《谁在窗外》。诗集出版前，作者曾请我写序，我当时因有其他事务缠身而未能承担，抱歉。但诗集出版后，我是认真读过并在自己文章中用了整整一大段文字，评析了其诗情才华和创作个性。
这以后的许多年里，我虽然把主要精力放到干别的事去了，但还是断断续续地读到了空空、王家洋、漠血、徐源、李枝能、蒋能等人的部分诗歌，还有闵云霄等人的某些诗评文章。空空早在年以前就发表过较多诗作，并于年入选过《一九八六中国少数民族诗歌选》，可是当时我不知道，作协也没提供消息，所以很抱歉地没有将其选入书中。还有其他一些诗人也可能未入选，不能不说有遗珠之憾，请大家原谅。这一方面与当时通讯信息不发达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纳雍诗人自己过分谦逊不外露有关。
张劲先生与陈绍陟、张兴先生
纳雍诗歌现象，是值得人们兴奋的现象，值得人们思考的现象，值得人们寄予厚望的文化现象。喻子涵、徐必常、赵卫峰以及其他好几位诗人兼评论家已写过文章，做过演讲。徐必常主要从横的方面下笔，分析纳雍诗歌活力四射的文化“存在”。赵卫峰侧重于从纵的方面入手，分析纳雍诗歌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其积淀和延伸。喻子涵主要从纵横交叉的坐标点上着墨，分析纳雍诗歌文化的内涵和品质。他们写的都很到位，不仅言之有物，且富有启示力和建设性。
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我平时最看重的是三类诗歌：一是他的文本提供了新鲜的、宝贵的地理民族文化资源。二是他的文本凸显了崭新的、过去少见的抒情主体形象。三是他的文本对诗的文体建设，做出了新鲜的尝试，或贡献了富有新质的审美经验。这三条中，具备了其中一条就值得我向他学习，如果同时具备了两条或三条，那就了不得啦。纳雍诗歌已在这些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并且还在继续前进和探索中，从而形成了活的“纳雍诗歌创作场”。其“场效应”已初露端倪。
部分与会者
我这里所说的“场效应”，是指老诗人对于年轻诗人的示范效应，带动效应；文学新人对于已成名诗人的激发效应，赶超效应；新老诗人和评论家整合起来的集团效应、渗透效应和作用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幅射效应，等等。
即便是发到我们手边的这本厚书《觉醒与回声——纳雍诗歌访谈录》也是很有价值的，它也是生发和建构纳雍诗歌“场效应”的砖石之一。在我看来，作者蒋能是作了悉心准备，做足了许多前期功课的。他对28位访谈对象的著作、经历、诗歌见解等不但有较充分的了解，而且还融进了他自己的文化认知和诗学素养。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打底，他是无法完成这本访谈录的。因此，我理解并感动于蒋能的一句话：“我长年的打工生活告诉我……我是一个浪子…..”。这是大白话，也是大实话。他还很年轻，做一回“浪子燕青”没什么不好。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素以“漂泊情怀”著称的已故老作家艾芜，他的许多小说、散文，被人称为“流浪文学”，他自己活到八十多岁时，还依然念念不忘地怀想着那些漂泊的经历呢！
前几日，我曾为省写作学会的迎春联欢会做了几条灯谜。其中一条是挪来李白诗句“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中的上一句，即“犬吠水声中”来猜一个电视专题片的名字，谜底是“汪汪流浪记”。借用俄国作家契科夫的名言“大狗有大狗的叫法，小狗有小狗的叫法”，在狗年即将到来之时，让我们都发出自己的声音去迎接它吧！
.2.6.匆匆草就
与会者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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